中国科技发生了什么：1946年

1943年7月，玉门炼油厂放弃了原来的釜式炼油设施，利用达布斯裂化设备器材及第二炼场拆迁来的炼油设备，建设管式蒸馏炉。

1946年9月，玉门炼油厂蒸馏炉改建为蒸馏-裂化装置竣工，这是我国首次使用蒸馏-裂化装置炼油的技术。

蒸馏-裂化的核心流程为：首先通过蒸馏单元（常压蒸馏塔、减压蒸馏塔）按沸点差异分离原油，得到轻质馏分（汽油、煤油）和重质馏分（蜡油、渣油）；重质馏分进入裂化单元，在高温（热裂化，约 450-500℃）或催化剂（催化裂化）作用下，将大分子烃断裂为小分子轻质烃，裂化产物经冷凝后再通过蒸馏进一步分离提纯。

1947年投产，日炼原油228～257吨。

玉门炼油厂在1949年之前，已经完成了炼油的常压蒸馏、减压蒸馏、热裂化等设备建设，建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业炼油体系。2016年，玉门油田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1946年10月30日，中国首台以领导人名字命名的“毛泽东号”机车在哈尔滨机务段诞生。

这台蒸汽机车，原为抗战时期遗留的破损设备，经铁路工人历时27个昼夜抢修，更换80%部件后重获新生，机车及煤水车总重155.42吨，车轴排列为1-4-1式，动轮直径1500毫米。构造速度80公里/小时。

在蒸汽时代只有这一台机车，始终没有换型。直到1977年，第一次换型DF4型0002号内燃机车之后，这台机车才退役。该台机车创造了安全行走超1000万公里的全国铁路最好成绩,成为铁路机车装备更新升级的生动缩影。

“毛泽东号”机车于2012年被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其驾驶室悬挂的“毛泽东号”铜质标牌，陈列于中国铁道博物馆。

1946年夏，钱三强在巴黎居里实验室观察到铀核裂变实验中出现的三叉形径迹，这一异常现象未被当时学界重视。

钱三强组建研究团队，妻子何泽慧加入后成为核心成员，通过改进核乳胶技术，团队于1946年11月18日整理出首篇实验报告《俘获中子引起的铀的三分裂》，明确提出铀核裂变存在三分裂机制，并附注5例径迹照片与精确测量数据。

这一发现颠覆了传统二分裂理论，西方媒体以《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为题报道。更具突破性的是，何泽慧于同年12月9日首次观测到铀核四分裂径迹，钱三强团队随即发表论文，提出四分裂可能性。

1948年，钱三强因该项研究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西方媒体称其为“中国的居里夫妇”。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三分裂机制的理论研究为核武器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1969年，在维也纳裂变物理国际会议上，费瑟公开承认钱三强的结论正确性，并称其为“二战后核物理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1946年深秋，上海江南造船厂内，中国首艘全电焊工艺船舶“民铎”号完成试水。该船用焊缝将2000多个结构部件连成整体，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从千年铆接时代迈向焊接时代。

民铎号

这艘由民生实业公司委托建造的客货船，采用革命性的电弧焊技术替代传统铆接，通过超高温电弧熔化金属形成连续焊缝，提升了船体刚度，解决了铆接结构易漏水、应力集中的问题。分段制造法的应用更开创模块化生产先河：船体被拆解为独立分段同步制造，再像拼图般焊接组装，工时缩短近四成。“民铎”号的技术突破为十年后万吨轮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946年，中国物理学家葛庭燧成功发明了首台用于低频内耗测量的“葛氏扭摆”实验装置。这一发明源于葛庭燧对金属材料微观结构与力学性能关系的深入研究。

当时，他意识到传统方法难以精准测量金属内部因晶界缺陷或原子错位引起的能量耗散现象，为此设计出通过高频扭摆振动结合精密光学检测的创新系统。

该装置利用金属丝悬挂试样，通过周期性扭摆运动激发材料内部微小形变，并借助反射镜与光杠杆放大技术记录能量衰减数据，从而量化金属内耗特性。这一技术首次揭示了晶界滑动对材料滞弹性行为的核心影响，为首次观测到 285℃的内耗峰（“葛氏峰”）提供了关键实验工具。

后续该技术引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用于钢铁材料晶界行为研究，为国内冶金工业提供理论支持。

1946年，湘雅医院在28平方米的老红楼内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规范化病历库，由医务工作者罗天学主导完成。

该病例库初期采用《疾病和手术标准名称》（SNDO），结合中文临床实际改良出包含疾病诊断、手术记录、病理报告的标准化模板，建立“住院号+科室代码+年份”的混合编码系统（如“1946-S-001”），并制作患者姓名拼音索引卡。每份病案完整记录病历首页、病程记录、检验报告等，部分附手绘解剖图。

病例手稿

首份入库病历记录于1945年10月12日，为一名枪伤患者的全英文治疗档案。湘雅医院现存1.2万份英文病案，开创了中国西医病历标准化书写的先河，为医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填补了国内系统性病历管理的空白。2020 年《中华医史杂志》专文考证其历史意义，确认了其在中国医疗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地位。

1946年，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上海）赵承嘏、张昌绍团队开展中药抗疟成分研究，从传统药用植物常山的干燥根茎中，通过乙醇回流提取、乙酸乙酯分级萃取及柱色谱分离技术，首次成功分离出抗疟活性成分“常山碱”。

研究团队采用红外光谱、元素分析等现代化学手段，确定其分子式为C₁₆H₁₉N₃O₃，并通过小鼠疟疾模型验证其抑制疟原虫增殖的药效，发现常山碱对恶性疟、间日疟原虫均有显著抑制作用，且毒性低于同期奎宁类药物。

该研究突破传统经验医学局限，将中药活性成分分离与现代药理实验结合，是中国早期“从中药寻找新药”的典型范例，为后续青蒿素等抗疟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1946年，天津汽车制配厂在接收日本信益洋行遗留的大发三轮车技术基础上，成功试制出——“飞鹰牌”三轮汽车。

该车搭载自主研发的单缸四冲程风冷发动机，采用木质框架与钢板焊接车身，通过手工铸造缸体、热压成型底架大梁等工艺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载重能力达650公斤。针对国内路况，其宽胎设计与弹簧避震系统可适应15度坡道及碎石路面。

尽管受限于战后工业基础，发动机缸体精度不足导致易爆缸，但“飞鹰牌”在1946年10月试生产10辆后，通过平津公路试驾引发全国关注，被确认为中国首款国产汽车。后续虽因内战与资金短缺仅断断续续生产60辆，但其技术团队为1951年新中国首辆吉普车的研制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汽车工业从“仿制”到“自主”跨越的重要起点。

1946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技术团队在周从初带领下，针对战时胶片短缺难题，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再生电影胶片技术。

该技术基于“脱膜-重涂”化学工艺：将废旧胶片经碳酸钠与硫代硫酸钠溶液脱膜、机械与超声结合清洗片基后，添加卤化银颗粒及增感剂重新涂布；配套改良简易涂布机，通过“双辊挤压+热风干燥”控制乳剂层厚度，并利用自制精度密度计检测感光度与反差系数，技术原理与同期柯达专利（US2410619A）一致但更适配本土原料。

1946-1948年，东影厂用其拍摄17辑《民主东北》纪录片，记录东北解放战争实况，其中第9辑《解放东北最后战役》部分镜头留存至今。

1949年后，周从初将工艺改良为“多层涂布法”，使感光度提升至ISO100并应用于北京电影洗印厂，东影厂自制的“双辊式涂布机”更为 1958 年保定胶片厂（乐凯前身）设备设计提供原型。

1946年，济南汽车配件厂在接收日伪遗留设备的基础上，整合民间技术力量，建成中国第一条发动机气门规模化生产线，标志着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从“修配”向“制造”的历史性跨越。

该厂采用耐热钢试制排气门，通过手工锻造与简易机械加工结合的工艺，实现气门杆部与头部的一体化生产，公差控制在0.3-0.5毫米。针对材料性能不足的问题，技术人员创新性地在排气门锥面堆焊钨钴合金。引入摩擦压力机和镗床实现毛坯成型与精密加工，建立“铸造-锻造-机加工-热处理”标准化流程。

尽管受限于土法盐浴炉淬火工艺导致硬度波动，且气门锥面研磨依赖人工操作，但该厂的技术积累为后续1956年自主开发单工位卧式气门毛坯电镦机，使生产技术指标跃居全国前列。